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的郭田勇12月28日在微博称，央行近期有可能再降存款准备金率，而且不排除一次降低1%的可能性。

　　郭田勇称：“银行代客结售汇出现逆差，与央行外汇占款下降反映了同一问题。由于外部需求不稳定，明年一季度出口增速将继续下降，并可能出现贸易逆差，因此外汇占款下降之势可能持续一段时间。考虑到春节因素以及明年初公开市场到期资金的大幅减少，央行近期有可能再降存款准备金率，而且不排除一次降低1%的可能性。”

    我昨天晚上发条微博，我知道今天CPI降5%以下，一降之后要求政策松动、要求保增长的呼声就会增强。因此我提出了一个观点，物价水平不是决定货币政策尺度唯一标准。经济增长、调整结构、管理通胀预期，是我们要做好这三件事，但事实证明，这三件事要同时做好并不容易。我们看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为了保增长投入4万亿，马上投资这块增速非常高，但政府主导，不仅埋下通胀、资产泡沫隐患，也使经济结构更加扭曲。因此我们感到，既希望经济增长率很高，又想没有通胀泡沫，还想经济结构合理，这是非常难的，只能寻找一个平衡点，要容忍经济增长速度低一些，不要太高，因为这对于我们控制通胀和资产泡沫和调整经济结构是更有利的。

    其实放在一个长周期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们前30年经济处在高速增长期，整体经济增速在10%以上，未来30年继续保持10%的增长是很困难的，因为一个经济体从其本身的发展规律来看也有边际增长递减的问题。“十二五”规划为什么定7%，定得好象有点低，其实作为一个经济体，应当有一个潜在的或者说是最优的增长率，低于这一增长率失业、民生等社会问题会大量增加，但超出这一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的质量就会降低，容易产生泡沫、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因此，学术界很多专家认为，这一潜在增长率在7-8%比较合适。

        因此，我们应当提高对经济适度减速的容忍度，未来经济增速从10%以上降到9%、8%甚至降到7-8%，我们应该对它有容忍度，这样就没有必要急于改变政策方向。我刚才讲，物价水平不是决定当前货币政策方向的唯一标准，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潜台词。我们当前金融宏观调控的方式、手段还很不健全，市场化的调控机制还没有形成。中央银行在进行货币政策调控的时候，价格型工具发挥作用的空间还很不充分。利率作为价格信号，应在社会资金配置中发挥杠杆作用，这种作用在中国远远没有得到发挥。这样就形成一个什么情况？金融调控就会过于依赖数量型工具，货币政策宽松时，大量货币从央行释放出去，而利率水平被压在低位，这时，大量资金一定被吸引到政府主导融资平台、国有大型企业、房地产等领域。事前期望的服务中小企业，战略新兴产业，这种期望常常事与愿违。当然，这一切跟宏观调控机制不健全是有关的。

    那么，在提高对经济减速容忍度的情况下，我们未来应该干什么？我们不能去放松货币，而是要干好两件事，一是深化改革，二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干好这两件事非常重要，首先讲深化改革，刚才我们讲宏观调控不健全，价格手段没有发挥杠杆作用，所以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向纵深推进，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就是要让利率真正发挥杠杆作用，真正通过这种杠杆让资金流到效率和效益最高的行业中去。当然这个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相关的配套改革也需做好。但我们强调要积极推进，这是明年从深化改革方面第一个要做的事。

　自加入WTO以来，中国金融业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宏观政策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目标相一致，金融业发展融入了新的管理理念与技术，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现代金融体系。作为金融业的三大支柱，中国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形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中国金融业在面临着诸多机遇的同时，也必须做出众多的改变与调整以求得更好的发展。

　　入世十年以来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成效

银行业步履稳健

　　按照开放程度不同，入世以来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1年底到2006年底，在这一为期五年的过渡阶段，中国银行业开始按照入世时的承诺，积极主动地实施各项自主开放措施，稳步实施对外开放。第二阶段为 2006 年底以后至今。这一阶段，过渡期结束，中国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经营的地域限制、客户限制和其他非审慎性限制，在承诺基础上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人民币业务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在两步走的主基调上，中国银行业步履稳健，取得了全方位的发展。

　　(1)建立多层次银行体系。入世以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陆续完成股改，九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以北京银行为首的城市商业银行成功上市，国家开发银行商业化改革帷幕拉开。截至 2010 年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有法人机构3,769家，营业网点19.6万个，资产总额高达95.3万亿元。

　　(2)转变银行业经营模式。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金融竞争的日益激烈，中国商业银行综合经营的趋势日益明显，金融业出现了银行、证券、保险三业相互渗透、共同发展的趋势，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开始出现接轨，一些大型银行正不断地向证券、保险领域扩张。

　　(3)银行业监管体制不断健全。从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出台，到近年来涉及银行资本充足率、流动性风险管理、理财产品经营、中小企业贷款、外部信用评级等众多规范性文件的颁布，都意味着中国银行业的监管体制的不断加强。

　　证券业规范性加强

　　入世十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证券公司在定向增资、上市融资、引入战略投资者、增加公积金和风险准备金等政策支持下，不断充实资本，完善资本补充机制，加速行业整合和外延式发展。中国证券业在行业规模、产业结构布局、治理方法和监管制度等方面基本具备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现代金融行业形态。2010年底，中国106家证券公司净资产5674亿元，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1076万亿元，实现利润784亿元。

　　(1)形成基本完善的业务结构。目前，中国证券业已经形成了保荐上市、证券承销、证券经纪和财务顾问等证券产品供给的各中介业务单元，拥有证券自营、资产管理、基金代销和投资咨询等证券产品需求的完整产业链条。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10月26日表示，高净值人群在投资领域未来可能面临三方面风险。

郭田勇认为这三个风险是：“1、信托兑付，特别是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未来可能有信托兑付的风险；2、民间借贷, 有15%的高净值人群把钱借给朋友的公司经营；3、PE管理人风险，这轮股市暴跌中，高净值人群的财富可能出现缩水风险。”

郭田勇还认为：“目前来看，股市、信托和民间借贷，这三者在高净值人群的投资渠道中的确是风险最高的。而且，我国高净值群体普遍对投资回报看得比增值服务更重要，这大概也是新贵与贵族的区别吧。”

　　●暂时的缺钱，正是为了换来经济长远的健康发展，即形成靠消费拉动经济，靠企业自主创新带来活力的良性循环。

　　●主持人：本报记者 支玲琳

　　●嘉宾：郭田勇（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解放观点：历经存款准备金率的多次上调之后，货币政策威力已日益显现。多年来“不差钱”的中国经济，最近也似乎有点 “缺钱”。不仅是楼市 “等贷”、股市失血，连月来人民币存款亦有所减少。为了揽储，许多银行近来常以短信群发之攻势，以高于定存利率的短期理财产品大力揽储。从流动性泛滥到流动性紧缩，这究竟是怎样的转变？

　　郭田勇：缺钱是相对的。就拿银行来说，目前中国银行业主要盈利方式还是靠放贷款。在目前宏观调控形势趋紧的情况下，民间信贷需求依然旺盛，但银行的资金供给能力却明显有点跟不上趟。这是银行差钱的症结所在。但这未必是坏事，国家宏观调控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为了抑制流动性，控制银行放贷规模。银行出现资金供应能力不足，未尝不是调控所要达到的预期效果。如果说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但大家还是觉得资金像以前一样充裕，那反而说明调控没有发挥作用。

　　我们不能对调控政策求全责备。由于中央早已定调，要把控制通胀作为政策的首要出发点，那就必然会采取一种相对比较紧的调控措施。而这种偏紧的政策基调，也许会给经济的某些层面带来资金需求的困难。但我们不能为了减轻这种 “副作用”，就断然放松银根。其实要想让银行流动性充裕很简单，只要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略有下降，马上就能释放出上万亿的流动性，这样市场缺钱的局面肯定能大大得到缓解。但基于通胀压力依然存在、宏观调控的方向既定，我们不能贸然做出这样的选择。我的建议是，在总量相对收紧的情况下，适当采取一些结构性的、微调性的措施来平衡。

　　解放观点：按照您的观点，缺钱恰恰是宏观调控见效的反应。但问题是，尽管银根收紧，为何通胀现象依然存在？

　　郭田勇：如果说到现在还没有感觉 “钱荒”，那么通货膨胀可能会像脱缰野马一般，要更加严重。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应该说目前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我们可以看，中国的广义货币量M2增速在2009年到2010年这段时间里，一度甚至接近30%。而现在M2增速已经降到了14.7%。中央说今年的目标是降到16%以内，其实现在已经控制在15%以内了。这就意味着，经过调控，支撑通胀的货币条件，至少已被去除。

　　缺钱的问题，现在有点被放大了。对中国的银行而言，特别一些中小商业银行对此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这么多年来它们始终处在一种“钱荒”的状态。即便在前两年 “四万亿计划”这样一个资金面比较宽松的情况下，很多中小银行的存贷比都达到了红线，更遑论现在。这是由于中小银行业绩压力更大、盈利冲动更强，所以在放贷策略上，它们普遍比大银行更激进，房地产、中小企业贷款所占比重来得更高。如此一来，它们更容易受到货币政策收紧的影响。其实只要监管到位，我们不必把银行流动性紧张看得过分严重，要充分相信这些银行都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

　　解放观点：中小银行资金吃紧，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小企业的贷款难。缺钱会否带来实体经济的运行不畅？

　　本周即将迎来8月份经济数据，面对当前全球经济低迷、货币流动性宽松的大环境，我国通胀形势居高不下的现状，各方对此甚为关注。昨日，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发表博文，对上半年的通胀形势做一分析梳理，同时对后几个月的走势予以预测。文章认为，“PPI通过影响非食品价格，对CPI有一定时滞后的传导，因此PPI的放缓意味着CPI未来涨幅可能缩小。”从目前情况看，通胀上涨空间不会太大，但说已见顶还为时尚早。考虑到未来国际国内的形势，以及货币政策时滞性，近期我国货币政策在抑制通胀方面成效初显，而且这一效果将在未来逐渐显现。CPI指数可能在年内见顶回落。

　　导致当前高通胀的多方面原因

　文章指出，“从需求拉动角度看，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市场上大量的货币投放、国际上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由人民币加息预期引起的国际热钱的持续流入构筑了物价上涨的货币基础。”成本推动是主因。输入性通胀因素对物价上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PPI通过影响非食品价格对CPI传导滞后

　　相对于CPI指数，PPI指数上涨趋缓。“PPI通过影响非食品价格，进而对CPI有一定时滞后的传导，因此前者的放缓意味着后者的未来涨幅可能缩小。再加上我国稳健的货币政策效果的逐渐显现，过去7个月中通胀水平较高，但仍处于可控范围内。”

　　通胀或在年内见顶回落

　　郭田勇认为，“从引起本轮通胀的因素看，首先，随着猪肉供给增加和需求放缓，紧张的供需关系暂时得到缓解，但由于养殖成本上升和猪肉供应周期的存在，肉价下跌尚需时日。”加上秋粮产量的不确定性，未来食品类仍存在推动通胀的可能。

　　“从目前的国际因素来看，当前世界经济动荡加剧，欧美债务危机持续‘发酵’，未来世界经济增速或将放缓，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可能会减少。因此，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上升可能性不大，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内的输入性通胀压力。”

　　调控政策效果将在未来显现

　　8月15日，《华夏时报》记者专访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教授，请他深入阐述相关问题。

　　《华夏时报》：有关巨额外储的来源问题，社会种种争议正当激烈。您最近曾公开表示，说外储是人民的血汗钱并不为过。而外管局前不久一周内两次出来表态，令民众疑虑反而更多。中国的巨额外汇资产从何而来？

　　郭田勇：外管局说外储是直接从百姓手中收购而非没收得来，是等价交换，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问题在于，购买外储所增加的这一块人民币投放，是谁的钱？

　　购买外储所增加的这一块人民币投放，并没有国家有关人民币发行的预算这一说。如果是拿财政的钱购买，可以说这是国家财政收入。从外储形成角度来看，说它是百姓血汗钱，也能自圆其说。

　　《华夏时报》：外储既是属于全民的财富，博弈也好，投机或投资也好，所赚之钱如何能够增进国内百姓的利益，如何让巨额外储真正为百姓的利益和需求服务？

　　郭田勇：外储的确涉及百姓利益，但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这部分利益等于由政府代替百姓持有。

　　如果中国与西方国家一样实行汇率自由化，外储就会多分布于民间。比如日本的四万亿外储，政府只占其四分之一。

　　外储本应藏汇于民，因为这是最好的方式。每个外汇储备体，都是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可以任意决定投资目标。尽管中国绝大部分外储集中在政府手中，但我们都希望这部分资产不要缩水，并尽可能提高投资收益。

　　《华夏时报》：中国巨额外储的使用应有怎样的正确途径？是否须由民众来监督和分享其投资所得？

　　郭田勇：理论上，应有一个大体的投资方向，或投资清单，向社会公开透明，但毕竟因为投资这种商业行为往往涉及商业机密，不可能细致公布，但却应有一定层次的披露，以方便社会专业人士做一些商业上的讨论。

　　《华夏时报》：从长远看，在外汇自由兑换、人民币国际化的大环境下，是否只有“还”汇于民，巨额外储才能够减轻压力，才能完成管理方式上的转折？

　　郭田勇：集中在政府手中的外储，呈现不断增多的趋势，现在来看，其负面效应已经大于正面效应。因此，若藏汇于民，政府就不必操心太多。

　和讯银行消息  2011年8月4日，由中国金融学会、央行研究生部、内蒙古金融办、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共同组织的“第二届中国小额信贷创新论坛”在内蒙古举行。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郭田勇在主题演讲中指出，对整个小额贷款行业的发展并不看好，因为其只能放贷、不能吸收存款。虽然现在资本收益率能够达到20%以上，但小贷的总资产是在用自己的钱造出来的。另外郭田勇认为，如果中国未来出现几千家乃至上万家银行，将会对小额贷款公司造成非常大的威胁。

　　另外郭田勇指出小额信贷的发展必须要有商业上的可持续支撑做保证，再扩大小额信贷业务服务概面，这样也就强调发放小额贷款的机构需要采取市场化经营，形成一套好的治理制度，或者形成现代企业制度规范，这样就形成一种从福利主义到制度主义的转变。

　　以下为发言全文：

　　郭田勇：非常高兴有今天这个交流机会，我就讲讲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本次论坛的参会嘉宾主要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主，小额信贷从改革开放发展至今，也有将近三十年的历程，应该说小额信贷在农村金融领域和小企业融资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是解决贫困人口和处于创业阶段微小企业资金困境的重要手段。

　　小额信贷的发展，经历了由非政府组织机构来做，到有政府组织参与，比如政府一些服务组织，政府成立的基金会，再到目前小额贷款机构开展业务为主的阶段。

　　小额信贷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国小额信贷呈现三个趋势：

　　一是从小额信贷到微型金融，现在小额信贷的概念正在被拓宽，除了为小客户提供小额放贷之外，它还可以给小客户提供包括微型存款，包括汇率结算，包括保险担保的各类服务，所以小额信贷正处在向微型金融转变的阶段。

　　第二个就是逐步放松管制，在九十年代，小额信贷的利率问题引起广泛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农户、农民和低收入者的盈利较少，定高利率，容易逼良为娼，增加他们经济负担，但在2000年以后，经过业内的探讨大家总体达成共识，即小额信贷应采取高利率方式，高利率有两大功能，第一，高利率能保证小额信贷的可持续性，用利率覆盖成本；第二个观点，高利率可以提高小额贷款的可得性，事实证明，一些补贴性的低息和优惠贷款，必然容易造成金融市场的超额需求和信息配给。

　　前段时间央行加息，我认为有利于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现状，这个观点在网上被拍砖也挺多，利率水平非常低容易形成一种超额需求和信息的配给，银行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一定会把资金配给给一些大型企业，大型项目，所以说提高利率才能增强小型企业和小型机构的资金可得性。

　　第三个，从小额信贷发展来看，我觉得它经历了从福利主义到制度主义的变化。福利主义的小额信贷就是在发展小额信贷时，把促进社会和谐和社会发展目标放在第一位，更多希望给中低收入者提供支持补贴。

　　小额信贷的发展必须要有商业上的可持续支撑做保证，在商业可持续支撑的基础上，再扩大小额信贷业务服务概面，这样也就强调发放小额贷款的机构需要采取市场化经营，形成一套好的治理制度，或者形成现代企业制度规范，这样就形成一种从福利注意到制度主义的转变。